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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91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南方委员会”提交的《对南方的挑战》报告，首次以官方文本形式确立“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报告的历史意义在于将“共同的历史遭遇”与“结构性不平等”并置，从而完成了由经济范畴向政治范畴的跃迁；以“集体自助”替代“依附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场域内的后续议程设置提供规范性线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启动“全球南方项目”，明确把中国列为“南方国家”，为后续南南合作扩容奠定制度合法性。2024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中国、埃塞俄比亚共同设立三方合作示范中心，推动非洲国家在农业、工业、能源等领域的能力建设，体现联合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平台的制度功能。

　　第一，重塑议程，把发展置于核心。当美西方过度扩展“安全”概念、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时，“全球南方”国家正利用联合国赋予的主权国家的投票权，即“一国一票”的平等结构，把发展议题拉回中心。2023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被定为“发展”，“全球南方”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将气候变化、主权债务减免、粮食安全等写入成果文件，并促成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协议》的正式批准。而中国和77国集团联合提出的“发展筹资”“缓债”倡议，已连续三年进入联大决议，使联合国再次成为“发展促和平”的主场。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力。根据联合国数据，截至2023年7月，孟加拉国、尼泊尔、印度和卢旺达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大的人员派遣国。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军队累计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超过5万人次，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此外，非洲联盟及其次区域组织（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自1990年以来在非洲大陆实施了十多项维和与稳定行动，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区域和平与安全中的主导作用。“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兵力派遣上占据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份额，在区域和平倡议、制度建设和危机应对等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充分体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主力的地位。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推动了联合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全球南方”国家一直参与并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他们虽然未能彻底颠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但已经在联合国平台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要求，开始吸纳“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到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投票权的改革过程中，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核心机构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此外，“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呼吁SDR的分配应更倾向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后，他们成功推动了两轮大规模的SDR分配改革。

　　第一，联合国将是“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参与塑造全球规则的关键战略平台。“全球南方”国家将继续呼吁进一步对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进行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联合国在不同场合也表示将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参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和平安全、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全球治理。联合国将以《未来契约》为契机，积极寻求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包括利用“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安理会等核心机制改革，扩大自身代表权，确保规则制定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

　　第二，发展议程将重新成为联合国中心任务，并由“全球南方”主导落地。发展议程一直是联合国工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与和平安全、人权并列）。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焦点先后被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大国地缘竞争等议题所挤压。如今，在多重全球危机的交汇下，国际社会得出一个共识：缺乏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是所有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因此，发展议程的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由新发展引擎驱动的“再中心化”。而“全球南方”国家正是这一进程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总之，从议程设置、资金供给、项目落地到规则制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把“发展”重新放回联合国舞台的聚光灯下，而且亲手握着灯光的开关。

　　总而言之，联合国将因“全球南方”国家而更具代表性与行动力。“全球南方”国家也将因联合国而获得制度合法性。两者的关系将不再是“援助—受援”，而是“共建—共享”的互动关系。联合国成立80周年提供的历史窗口显示，“全球南方”国家已不再是制度外围的“抗议者”，而是规则重塑的“共同作者”。未来10年，若联合国能通过渐进改革解决代表性赤字，并以增量创新满足资源需求，则“包容性多边主义”有望成型，其核心特征为：规则制定权由“寡头俱乐部”转向“多数联盟”；发展融资由“单向援助”转向“共享增值”；文明叙事由“冲突预设”转向“和合共生”。在此进程中，联合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将不再是“舞台—演员”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编剧”的协同演化。中国的作用恰在于以其身份优势与系统倡议持续降低南北制度交易成本，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奠定可行路径。